可供性与认识论：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创新

摘要  本文探讨了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学提供的创新性认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首先，本文简要回顾了可供性概念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旅行轨迹，特别是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和误用；接着，本文提出，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视角，使得可供性概念具备了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应将可供性作为生态性的认知概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特征；基于以上论证，本文认为，可供性概念为理解和检视数字新闻业提供了关系的、过程的和网络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可供性；认识论；数字新闻学；新闻生态系统

一、引言

快速迭代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构着新闻实践和理念，催生出数字新闻业的“崭新地理格局”：数字化改变着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方式，培育出新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并重塑着新闻业的运行机制和文化生态。这些变化不仅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实务操作上的不确定性担忧，也给研究者如何从经验上描述、从理论上认识这些实践、理念和文化带来挑战。其中，如何理解对新闻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数字技术是最亟需被回应的问题，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不仅“工具性”地给新闻业带来新的现象和变化，更是“生态性”地对整个行业的认知基础、情感结构和互动方式进行持续改造。

卡尔森等在论及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方法时提到，“伴随变化中的本体论而来的应当是变化中的认识论”。以往将媒介技术视作工具、以传播效果为焦点的、功能主义的新闻学研究范式已然无法有效检视当前的数字新闻业，“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则为理解数字新闻业及其中技术的生态性角色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视角，使研究者得以摆脱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可供性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觉心理学，于本世纪初进入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特别是在近年来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中催生出丰硕成果。然而，在其理论旅行和转义中也出现了削足适履、范式混淆的误用。

鉴于上述挑战和契机，本文将通过以下方面论证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学提供的创新研究路径：首先，梳理可供性概念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旅行，特别是总结和反思其在当前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其次，基于当前数字新闻业的生态系统属性和可供性概念的生态学进路，发掘可供性用于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最后，结合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提出可供性概念框架下、分析数字新闻业的关系视角、过程视角和网络视角。

二、“可供性”概念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

（一）“可供性”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

在1979年出版的《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一书中，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ibson）在论及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可供性”（affordance）：“一个具体环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s），就是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该概念反对传统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主客体间的关系属性，符合整本书的生态学进路（the ecological approach）。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可供性开始被用于解释数字技术在媒体实践和人类日常交往中的应用。伊恩·哈奇比（Ian Hutchby）将可供性定义为技术物的“功能的和关系的方面，架构（framing）而非决定（determining）与客体相关的能动行动的可能性”，并提出“不同的技术拥有不同的可供性，这些可供性限制了它们被书写或阅读的方式”。巴里·维尔曼（Barry Wellman）将“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引入传播学，将其界定为“一系列当前的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创造了互联网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诸种可能性”，论证互联网如何催生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新文化，但他仍强调互联网被动的“工具性角色”以及人的能动性对技术物的主导地位，未能跳出将人与技术物视作“主体-效用关系”的窠臼，影响了后续研究的基本倾向。

随着社交媒体、算法等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不断深化，技术的角色愈益凸显，研究者对人与技术间关系的想象更趋于平等。例如，罗纳德·莱斯（Ronald Rice）等将媒介可供性界定为，“在媒介潜在的特性/功能/局限之下，与行动者的需求或目标有关，并且在某一特定语境之中行动者感知到的、他们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基于以可供性概念检视传播技术的实证研究，伊文思等强调可供性的“关系”面向，将其定义为“对象/技术及其用户之间的多面向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在特定语境中催生和限制着某种潜在的行为结果”。与伊文思等的研究类似，纳吉和奈夫指出，以往将可供性同特质（qualities）、特征（features）等概念混同导致了技术的物质性与社会建构和人类主体性的分离，忽视了人的认知属性（cognitive attributes），他们提出了“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概念，认为对技术可供性的理解应当纳入用户和设计者的期待、恐惧和使用。

在中文世界的传播研究中，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也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2006年，台湾学者钟蔚文等将affordance翻译为“机缘”，总结了文字、图像、互联网等不同传播工具的机缘，将这一概念作为“数位时代”传播学工具转向、具身转向和互动转向的契机。2017年，潘忠党等将“可供性”概念引入大陆传播学界，将之作为“衡量和比较不同新媒体的整合概念”，并提出，新媒体的可供性包括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

（二）当前数字新闻研究中“可供性”概念的应用

诞生于知觉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为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视角，强调动物/人和环境/技术之间的关系属性，特别是互补性。近年来，可供性概念被应用于多项有关数字新闻的实证研究，以探索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新闻的生产、呈现、流通和接受。

从语词的层面看，当前对“可供性”一词的使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用法从媒介技术出发，将宽泛的或特定的技术作为“可供性”的定语，包括高阶可供性（high-level affordances）和低阶可供性（low-level affordances）：前者指技术设备、平台和媒体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与条件，如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数字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s）、平台可供性（platform affordances）；后者指某个具体平台或设备的技术特征与界面设计，如脸书的可供性（Facebook's affordances）或博客的可供性（affordances of blogging）。第二种用法以技术物发挥效用、产生影响所涉及的具体领域为定语，如传播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时间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s）、民主可供性（democratic affordances）等，凸显技术的特定功能。

从研究对象看，社交媒体是近年来数字新闻业发展的关键词，界定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及探索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是重要的研究议题。不少学者对新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媒体等的可供性进行了具体辨识和阐释（代表性定义见表1）。其中，可固续、可编辑、可复制、可搜索等条目反复出现，涉及社交媒体在信息生产、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不同功能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特征。这类研究对社交媒体的可供性进行了探索性界定和阐释，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在当前新闻传播中的角色，及其对新闻业和人际交往造成的影响和革新，为未来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问题在于，研究者对可供性的内容缺少共识及清晰定义，以及提及某种可供性时未能与其他学者就同一种可供性的论述进行对话。

表1 有关数字媒体可供性定义和分类的主要论述

从研究主题看，研究者着重审视了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对新闻业的具体影响。首先，对传统的新闻机构和生产者而言，社交媒体可供性如何影响新闻边界工作、如何影响把关人效应，如何影响记者的自我品牌塑造（self-branding）；从内容呈现的角度来看，媒体如何利用技术可供性改善网页端新闻信息的呈现方式、提高报道水平，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新闻报道的时间特征、与基于纸媒的新闻报道有何差异；从信息扩散的角度看，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新闻的分享和分发、在线媒体的可供性如何影响公民的讨论和行动参与、数据新闻在可视化上的可供性如何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等。

相比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上述以可供性概念为框架的研究不再将媒介技术视作承载内容的隐形容器，而关注技术自身的属性及其对新闻的生产、文本内容和形态以及流通等造成的影响。然而，当前对可供性的界定大多单方面强调技术的某种“能力”（-ability），部分研究将可供性与“特征”“特质”“功能”等概念混同，将其本质化和静态化，而未能将技术充分置于同人类使用者的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这导致对数字技术的考察仍是工具性的而非生态性的，使研究重新陷入了对媒介技术功能和传播效果的追踪。而要真正理解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改造与革新，则需要挖掘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由此重新理解数字化的媒介环境和媒介逻辑。

三、生态学进路：数字新闻研究中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

作为认知概念的“可供性”重新界定了环境与主体、技术与人的关系，具备检视数字技术与新闻生产及社会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论潜能。这一认识论潜能，一方面与当前数字新闻业呈现出的“生态系统”属性相关，另一方面则基于可供性概念本身的生态学进路。

（一）数字新闻生态系统：认知对象的要求

认识论和本体论互为条件，可供性对于数字新闻研究的认识论潜能与数字新闻业本体的“生态性”特征相辅相成。不同于此前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当前的新闻业逐渐去媒体化，除专业新闻机构外，普通公民、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科技公司等主体也加入信息生产的队伍，数字技术将这些要素整合进一张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使新闻生产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一传播格局也使得以往建立于“媒体-受众”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客观性原则不再适用于新闻生产，受众卷入新闻内容的程度比以往大大加深，新闻文本以及整个文化结构都出现了全面情感化的趋势，情感性成为数字新闻生产的显著特征。

近年来，不少学者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这样节点状、网络式分布的数字新闻业进行分析，提出了“行动者网络化的新闻”（actor-networking the news）、“网络化的新闻业”（networked journalism）、“新闻网络”（news network）等概念。克里斯·安德森认为，当前的数字新闻工作“可被想象和描述为新闻被网络化的连续过程，这个过程将大大小小的、社会的和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对象汇集在一起”，具备多主体、去中心的有机特征；也有学者以“聚合”（assemblage）这一囊括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与非物质的概念来指称数字新闻网络，聚合指由异质性元素通过其间的因果关系共振而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多元复合体，安德森指出，这种“聚合”状的可被总结为“新闻生态”。在这一“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中，新闻机构和从业者与传播技术之间并非“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技术不仅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大了传播范围，更能够涵化新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塑造新的内容标准和传播逻辑，从而带来新闻业的结构革新而非线性的效能升级。这里的“网络”“聚合”和“生态”均指向一种由对等的元素/行动者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关系网络，而可供性正是构成这种网络的基本要素，如朱利安·霍普金斯所言，在“聚合”这一概念框架下，可供性提供了一种“图示功能”（diagrammatic function），有效地描述了非必要相关的元素之间的潜在关系。

面对这样的新闻生态系统，以往功能主义的、线性的新闻研究路径不再适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在5W线性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彼此相对独立的生产者、文本、媒介技术、受众等，缺少对新闻生态系统的多元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关注，更无法对对数字技术影响下信息的意义、情感结构和文化指向进行阐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态性认知概念的可供性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

（二）生态学进路：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

产生于知觉心理学的“可供性”本质上是个认知概念，后者“给知觉规定出普遍性，使知觉成为普遍知觉。知觉一旦成为普遍知觉……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主观表象，而成了化身为知觉的判断”，成为人人同意的经验判断。认知概念这一属性使得“可供性”具备了认识论潜能，即回答能否认识世界，如果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认识世界等问题。

就数字新闻研究而言，可供性提供了将研究者对数字新闻业的直接观察和感受转化为对信息环境变迁中的“人-技术”之间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将知觉上升为判断，发现曾被其他视角（如刺激-反应模式、功能主义）遮蔽的技术属性、媒介逻辑和文化生态。从知觉心理学到新闻传播学，可供性概念经历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但其强调“人-技术”互补关系的概念内核依然保留，这一概念内核“打破了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关系，使我们体会到这种二元对立观的漏洞”。在吉布森最初的表述中，可供性作为自然环境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被提出：环境为动物某种行为的发生提供可能性，动物也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身体技术（technique of body），对环境做出基于身体的和知觉的反应。在媒介与传播现象中，技术构成了传播行为的基础物质环境，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固有属性加以运用和调试以生产、呈现和传播信息，他们的行为实践不仅来自社会的涵化和理性思考，也来自技术的引导、塑造和调教；特别是传播技术能为人类提供中介化的体验，作为感官的延伸而建构知觉，甚至增加知觉的维度，人类不再是“使用”而是“迎接”技术。从可供性的概念框架出发，数字技术不仅给新闻样态带来具体影响，其所具有的文化偏向也可能诱发或激励出新的文化形态，因而其角色不仅是工具性的，更是生态性的。

在“技术-文化”分析框架下，首先需要对特定技术的自身属性进行清晰描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这些属性与人、机构等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及其最终的文化指向进行深入阐释。上文提到的以往有关数字技术可供性的研究大多聚焦前者，而缺少对后者的关注。作为认知概念的可供性能使研究者摒弃对技术的工具论、简化论的理解，确认技术作为环境的生态性角色，对新闻业的考察焦点由影响转移到形成过程上，对当前数字新闻生态中种种元素和条件被塑造的过程进行全方位描述。

四、关系、过程与网络：可供性对数字新闻研究路径的启发

“可供性”重新界定了环境与主体、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检视数字技术与新闻生产及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生态进路；然而，目前的部分研究将其混同于“特征”“功能”等，强调技术的工具性，这不仅改变了该概念的聚焦对象，也限制了可供性的认识论潜能。在可供性的分析框架下，对数字新闻业中技术的文化指向进行分析和阐释是研究的重点，基于以往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可供性概念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了三种重要的研究视角：1.关系视角，从主客体平衡的角度重新界定数字新闻研究的对象；2.过程视角，强调在多元主体共同型构的“杂糅新闻体系”的动态性；3.网络视角，对新闻网络中异质性的行动者及其转义行动进行分析。

（一）关系视角

在吉布森的描述中，“可供性既非客观的属性，也非主观的特性，或者你也可以说，两者皆是。……可供性是环境，也是行为，它是物质的、也是心理的现象，可供性同时指向两个方向，指向环境，也指向观察者”。可供性并非技术物“本质化的技术属性”（essential technical properties），而是某种“主客体间性”，强调动物/人与环境/技术物之间互补的强耦合关系。因此，对技术物的考察应将其置于与人的多样化关系以及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

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知觉、对技术物掌握的熟练程度以及文化和机构语境等都影响着技术物与人的关系，从而引发“要求”“鼓励”“拒绝”“允许”等不同的可供性运作机制。伊文思提出了判断可供性的三种标准，以便将可供性与“特征”“结果”等区分开来，特别是，可供性不能与“特征”混同，不同于后者的内在性和稳定性，技术物的可供性是动态的和语境化的。此外，科斯塔提出“实践中的可供性”（affordance-in-practice）概念，以区别于大部分研究中本质化的、静态的可供性，她认为，以往对社交媒体可供性的研究多基于欧美社会，却将这样的研究发现和结论看作普世的，忽略了其他社会对技术的独特使用方式及其催生的文化意涵。例如，社交媒体在西方引发的“情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在土耳其并未出现，因为用户大多使用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对不同“观众”加以区分，从而对自己的公共形象进行有效操纵。就数字新闻业而言，新闻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是在人与人、人与技术以及技术与技术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网络化和社交化的特征不断强化，因此，聚焦主客体间性的可供性概念有助于对数字新闻生态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行审视。

（二）过程视角

与关系视角相伴随的是可供性概念包含的过程视角。伊文思等学者指出，可供性是一个“过程概念”（process concept），用以描述事物变化的特定方式；他们对可供性与特征（feature）和结果（outcome）的区分也强调着其过程视角：特征是静态的、内在于技术物本身的，可供性则是动态的、情景化的；结果与行动者的目标紧密相关，而可供性仅仅“招致”（invite）某种行为或结果，而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结果。相比于传统新闻学研究对于静态文本以及传播效果或结果的关注，可供性将关注点引向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动态发展过程、该过程中的不同主体的行动实践及其共同造就的文化生态。

这一研究视角暗合了21世纪初以来媒介研究的人类学路径，该路径倾向于将媒体视作“与媒体相关或者围绕媒体而进行的一系列开放的实践”。社交媒体时代，完整的新闻生产包括新闻从业者、用户与传播技术的互动过程，也包括从业者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通过人际网络对新闻内容和意义的共同生成，更具动态性和过程性。可供性概念下的过程视角与上述“将媒介理论化为实践”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后者要求研究者摒弃以文本和媒体机构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将行动者、行动以及行动者所处的社会语境纳入研究对象：一方面，放弃功能主义范式，避免认为媒体或用户的行为具有服务于“整体”社会的属性，避免将媒体作为新闻生产的中心，关注包括公民、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数字技术、技术公司等行动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开放地接受和分析新闻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避免将新闻生产主体简单地归类为“传统媒体”或“自媒体”，避免草率地以“消费”或“作为受众”等观点解读用户行为，而要看到数字技术及其导致的文化后果的的变化性与层级性，例如，有研究者以人类学方法审视全球不同社区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传播和讨论政治、性别、教育和贸易等议题的特殊方式。

（三）网络视角

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多元参与主体通过数字技术相互连接与互动，要理解数字技术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多元主体及其之间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不可或缺。由拉图尔和卡隆于1970年代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解和分析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其中，行动者指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包括人类以及技术、观念等非人力量，在这里，技术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向人提供某种潜能的非人行动者，这与可供性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尝试类似；行动者之间通过转义（translation）——行动者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而联结形成“异质性网络”，该网络中存在一系列行动，因而处于变动之中。

由于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及当前新闻实践的“液态”特征，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也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数字新闻业加以审视。一方面，研究者关注数字新闻网络中的行动者，例如：刘鹏关注新闻网络中的用户，提出“网络-节点”格局之下的“用户新闻学”；帕帕克里斯提出“情感公众”概念，由此审视社交媒体可供性影响下普通新闻用户参与网络化新闻框架生产的过程；常江关注到，不少新闻机构从业者通过与想象中的新闻用户建立共同的情感网络来完成数字化转型；罗宾逊则关注了，在一起关于教育公平的新闻事件中，记者、社区领袖、教师、博客博主以及普通网民如何参与到一千余篇新闻报道、博客、网站文章以及社交媒体帖子的生产，以及他们所构成的作者网络和内容网络的具体形态和交互动态。除了关注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供性的研究路径还强调新闻网络的文化指向，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转义”的关注与这一研究焦点不谋而合，例如，徐笛曾深入“算法田野”，对国内两家新闻推荐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内容主管、内容生产与运营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平台用户等进行了访谈，发现算法“富含阐释弹性”，被不同行动者转义为技术流程、工具、打分系统等，算法本身也由此展现出多样化的文化指向。

总体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发现数字新闻业中多元、异质的行动者，整合传统上被定义为新闻编辑室内部和外部的事实，解构记者与受众、生产与消费等二分法，关注不同行动者——包括目击者、社交媒体平台、社会活动者、政治家、记者、内容管理系统、新闻观念与价值等——的多样化贡献及其间的关联；特别是“转义”这一概念，有助于检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情况，探究“边界消融”和“边界重构”中的“杂糅新闻实践”（hybrid news practices），将深度融合中的技术/物、新闻的产消者、媒介机构等作为异质性网络的多类、多层级的节点来对待，对数字技术影响下信息的意义、情感结构和文化指向进行阐释。

五、结语

可供性概念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间开辟了中间地带，打破了技术与人/社会的二元对立；具体至新闻传播领域，可供性在强调传播技术主体性的同时，并未忽视用户和社会这些重要前提，看到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关系，以生态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媒体逻辑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然而，当前的一些在可供性视角下开展的数字新闻研究仍将可供性视作技术的内在属性，这种静态视角限制了其作为认识论的分析潜能。本文认为，当前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以及可供性本身的生态学视角，都使得后者成为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工具，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了关系视角、过程视角和网络视角，开放地接受和分析新闻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理论的跨国旅行中，affordance在建筑学、设计学等领域也被翻译为“示能”，相比于“可供性”所隐含的技术物“供人所用”的意涵，“示能”更强调人与技术物之间的互动和对等关系，强调技术物可以“展示其所能”，因而有学者认为该译名更能释放affordance的理论和分析潜能。如今，尽管“可供性”已被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基本接受，但在概念理解和使用上，仍要坚持“示能”所倡导的技术主体性以及技术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将其置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中看待，这样，在面对着愈益被数字技术渗透的数字新闻业时，可供性才能真正成为桥接人与技术、平台、算法、数据和媒体的有效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黄雅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632；罗雅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63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1年第10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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